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进程发生显著的转变。对于由秦而汉的历史演进，清人赵翼有“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的说法。他说，“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积弊日盛”，“七国”“战争”已显现“其势不得不变”。“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后来“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天之变局，至是始定”。秦汉政治变革，显现“天意已另换新局”，而文化态势与经济水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秦汉考古收获，对于说明这一历史阶段的进步，提供了确定的证明。而海昏侯墓园的考古成就，就是典型实例之一。
儒学普及的社会表现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来，儒学地位逐渐上升，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这一变化，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格局。海昏侯墓出土的许多文物，可以作为这一历史进程非常重要的实证。
在刘贺生活的年代，儒学究竟形成了怎样的社会影响，文献资料并不能提供很多的说明。“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当时太学规模不过百人。这与“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比较，人数高下非常悬殊。我们看到刘贺“诵《诗》三百五篇”的记录，而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更通过余枚竹简和近百版木牍，提供了非常具体、非常确定的信息。已经有学者明确论说，刘髆、刘贺父子因当世大儒的教授，“得以汇通‘六艺’、兼习‘五经’”。通过当时“贵族官学传承”的视角观察，刘贺显现出“儒生形貌”。“墓中所出简本《易》《春秋》《诗》系于王吉，《诗》《礼》又见于王式”的情形，可以修正“汉博士皆专经教授”的成见。“简本所见西汉前、中期《诗经》《论语》乃至《礼记》等‘六艺’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远非《汉书·艺文志》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杨博：《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与儒家“六艺”典籍》，《江西社会科学》年3期)
海昏侯墓出土大量的儒学典籍，可以看作文化史的时代标志。这些发现可以给予我们对于西汉儒学社会影响的全新观感。海昏侯墓出土简牍的整理者还指出，篇题为《王会饮仪》的一类文本可以说明当时各项礼仪的施行，都有成文的“仪”类文献以为规范(田天：《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礼仪简”述略》，《文物》年6期)。这无疑也为认识当时社会礼俗的一个重要方面打开了新的视窗。出土以孔子形象为主题的衣镜，受到学界注意。有学者指出，“孔子及其弟子画像”以及相关文字，“表明墓主刘贺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甚至“暗含着墓主被废帝位后曾有过深刻的反思，以孔子的话语检视、约束自己”(王仁湘：《海昏侯墓孔子主题衣镜散论》，《中华文化论坛》年5期)。
儒学在东汉社会已经非常普及。史籍载录私学规模能够达到“弟子”“著录且万人”，“诸生”“著录前后万人”，“门徒”“著录者万六千人”。前溯至西汉晚期，可以看到长安太学生发起学潮的记载(王子今：《王咸举幡：舆论史、教育史和士人心态史的考察》，《读书》年6期)。通过海昏侯墓园的考古收获可以得知，儒学对于思想界、文化界的深刻影响，是首先在社会上层即贵族集团中有所表现的。
江南经济振兴史的初页
刘贺作为“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被安置在豫章郡。如司马迁所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而“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据司马迁说，这里“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刘贺“就国豫章”时“食邑四千户”。其实际经济权益，由“汤沐邑二千户”(或说“三千户”)大幅度增加。“海昏”地名，王莽时改称“宜生”，可知环境条件有所改善。两汉之际，因多方面的原因，北方移民大规模南下。我们比较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和汉顺帝永和五年()两个户口数字，年之间，豫章郡户数增长了.56%，口数增长了.17%。在江南九郡国中，增长幅度仅次于零陵郡。而这一时期全国户口呈负增长趋势，分别为-20.7%和-17.5%。当时，豫章郡接纳了大量的南迁人口，生态环境“宜生”的条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刘贺“食邑四千户”，应当是当时江南地方最富有经济实力的贵族。刘贺“就国豫章”，对于海昏地方劳动力的增加和生产经验的传入，应当有积极的作用。刘贺回到昌邑时，“故王家财物皆与贺”。但是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资财，未必完全是他所继承的“故王家财物”，应当也包括在“海昏”地方的开发和积累。
海昏侯墓发现随葬的“水稻、粟、大麻、甜瓜、梅等五种可食用植物遗存”(蒋洪恩、杨军、祁学楷：《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粮库内出土植物遗存的初步研究》，《南方文物》年6期)。北方和南方农耕技术的结合可以因此得到反映。
后来刘贺言辞被举报，受到“削户三千”的处罚，户数竟然被削夺了75%。这是非常严酷的惩治方式。不过，这“三千”户百姓应随即成为豫章郡行政区内由朝廷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豫章海昏地方的农耕经济实力并不会因海昏侯国“削户”而受到损伤。
傅筑夫曾经指出，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确实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25页)。分析这一“巨大变化”，应当